肺癌是我国及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随着低剂量CT的普及，我国肺癌的检出率逐年升高，多原发肺癌的检出率也逐步上升[1]。多原发肺癌是指肺癌患者出现两个及以上原发病灶。据国内外文献[2-6]报道，同时性多原发肺癌占新发肺癌的比例为0.8%～14.5%；而异时性多原发肺癌的发病情况具有时间累积效应，根据第一原发肺癌的治疗时间，每患者年发生第二处原发肺癌的风险为1%～3%[7-8]，多原发肺癌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吸烟、家族史等[1]。
目前针对同时性多原发肺癌尚无标准治疗方式，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但选择何种手术方式目前仍未达成共识。2017年，一项针对国际肺癌研究协会会员的调查问卷显示，81.1%的胸外科医生推荐对多发结节患者行手术治疗，其中30.2%的胸外科医生推荐行肺叶切除术，另有28.0%的胸外科医生推荐行肺叶切除术（主要病灶）联合肺段切除术（次要病灶）[9]。按照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等指南[10-11]，多原发肺癌除手术切除外还可行热消融、放疗等局部疗法。
目前国内外关于多原发肺癌诊疗的循证证据较少，各学科对多原发肺癌的诊断和治疗策略存在分歧。因此，我们在现有文献报道基础上，联合多学科专家制定本多原发早期肺癌诊疗共识，从多学科角度更新多原发肺癌的诊疗观念。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多原发肺癌的诊断与分期、手术与热消融治疗多原发肺癌，以期对多原发肺癌患者进行规范化管理，达到改善多原发肺癌患者预后的目的。
1 方法与证据
在撰写本共识过程中，团队检索了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NCCN 指南、Fleischner学会指南以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等，分析了近20年来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国际现行临床指南，旨在为多原发早期肺癌诊疗提供参考。本共识经3次专家讨论会修订并最终定稿。
本共识的推荐等级分为：1A级、1B级、2A级、2B级、3级。
1A级：基于高水平证据（严谨的Meta 分析或大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专家组一致同意。
1B级：基于高水平证据（严谨的Meta 分析或大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专家组基本同意，但有小争议。
2A级：基于低水平证据（质量一般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小型随机对照研究、大型回顾性研究、病例对照研究），专家组一致同意。
2B级：基于低水平证据（质量一般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小型随机对照研究、大型回顾性研究、病例对照研究），专家组基本同意，但有小争议。
3级：专家组存在较大争议。
2 多原发肺癌的诊断
2.1 多部位肺癌分类
根据影像学表现和病理特征，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公布的第8版肺癌TNM分期将多部位肺癌分为4类：第二原发肺癌（second primary lung cancer）、肺内转移（separate tumor nodules/intrapulmonary metastasis）、多发磨玻璃结节（multifocal ground glass/lepidic nodules）、肺炎型肺癌（pneumonic-type lung cancer）[12]。其中，第二原发肺癌与多发磨玻璃结节的各个病灶间无同源性，即多原发肺癌；而肺内转移的多个病灶被认为具有同一来源。
2.2 同时性多原发肺癌与肺内转移的鉴别标准
2.2.1 Martini-Melamed标准
1975年，Martini等[13]提出第一项区分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的Martini-Melamed（M-M）标准，此标准以肿瘤部位、病理形态、是否出现远处转移为依据；见表1。
| 同时性多原发肺癌诊断标准 |
| （1）肿瘤相互独立且分离 |
| （2）主要病理学类型 |
| ① 不一致 |
| ② 一致但位于不同肺段和（或）肺叶 |
| a 肿瘤原位起源不同 |
| b 肿瘤间无共同淋巴引流区 |
| c 诊断时无肺外转移 |
| 异时性多原发肺癌诊断标准 |
| （1）病理学类型不一致 |
| （2）病理学类型一致 |
| ① 两次肿瘤发现间隔时间≥2年 |
| ② 肿瘤原位起源不同 |
| ③ 两次肿瘤位于不同肺叶且肿瘤间无共同淋巴引流区或无 肺外转移 |
表1 Martini-Melamed诊断多原发肺癌标准
但M-M标准存在其局限性，主要包括：① 大部分腺癌患者都表现出混合的组织学特征，对于这部分患者M-M标准难以鉴别；② 淋巴结状态对于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的鉴别能力有限[14]；③ M-M标准区分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患者，预后没有显著差异[15-16]。
2.2.2 美国胸科医师协会标准
在M-M标准的基础上，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将分子遗传学指标加入区分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的诊断标准[17]；见表2。
| 同时性多原发肺癌诊断标准 |
| （1）组织学类型不同或有不同的原位起源或分子遗传特征不同 |
| （2）组织学类型相同但解剖位置不同（不同肺叶），且无N2、N3 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 |
| 异时性多原发肺癌诊断标准 |
| （1）组织学类型不同或有不同的原位起源或分子遗传特征不同 |
| （2）组织学类型相同但两次肺癌发现间隔≥4年且无肺外转移 |
表2 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多原发肺癌诊断标准
2.2.3 综合组织病理评估
综合组织病理评估由Girard等[18]提出，通过对比不同病灶间组织学类型、主要组织学亚型、次要组织学亚型、细胞学和基质特征（是否有坏死、炎症、淋巴增生和角化等）等区分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并且综合组织学评估的结果与分子评估结果也高度吻合。因此，该方法也被国际肺癌研究协会推荐用于区分多原发肺癌与肺内转移[19]；见图１。但综合组织病理评估仍存在其局限性，主要由于其结果受标本质量和观察者之间差异的影响，且该评估方法受观察者的主观性影响较大[18, 20]。
图1 综合组织病理评估流程图[19]
2.2.4 PET-CT 区分多原发肺癌与肺内转移
CT表现为同期多发肺部结节的病灶常难以区分多原发肺癌或肺内转移，这时往往需要行PET-CT和/或头颅磁共振以确认患者是否出现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21]，以区分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有研究[22-23]报道，标准化摄取值（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的差值（ΔSUV）也可用于区分多原发肺癌与肺内转移，多原发肺癌间的ΔSUV要显著高于转移患者。
2.2.5 分子遗传学评估
分子遗传学用于区分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可追溯至1995年，Antakli等[24]在M-M标准的基础上添加了DNA倍体检测用于区分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但由于技术限制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1）驱动基因突变。不同肿瘤间发生相同基因突变的可能性主要由基因突变频率决定，即如果多个肿瘤共享同一突变基因，当这个基因的突变频率越低时，多个肿瘤属于同一克隆起源的可能性越大，诊断价值愈大。当扩大基因检测数量并增加突变频率低的基因时，可以有效提升判别准确率。有研究[14]认为，病灶间有至少两个相同的驱动突变或具有相同的罕见突变，可诊断为肺内转移；当病灶间无相同的驱动突变时，可诊断为多原发肺癌。
（2）染色体重排。 研究[25-26]发现多原发肺癌间几乎没有相同的染色体重排现象，在肺内转移中相同的染色体重排较为常见，但这一方法的判定结果与综合组织学评估结果是否一致及判定结果的准确性仍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3）其它分子评估方法。据报道[27-28]，某些肿瘤相关蛋白（c-erbB2、p16 等）表达差异也可用于区分多原发肺癌与肺内转移。此外，微卫星不稳定灶等分子异常现象也被证明有区分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的能力[29]。
3 多原发肺癌的分期
根据第8版TNM分期[12]，不同类型的多部位肺癌，甚至不同影像学表现的多原发肺癌分期都存在差异。对于肺内转移，病灶同叶分期为T3，病灶同肺不同叶分期为T4，病灶位于对侧肺分期为M1a（此时T按照最大病灶直径评估），N分期和M分期根据患者情况进行总体评估；对于第二原发肺癌，每个病灶均单独评估T、N、M分期；对于多发磨玻璃结节，T分期按照结节的最高T分期标注，并用括号标注磨玻璃结节的个数（用“m”或“#”表示），N分期和M分期按照患者情况进行总体评估；对于肺炎型肺癌，病灶同叶分期为T3，病灶同肺不同叶分期为T4，病灶位于对侧肺分期为M1a（此时T按照最大病灶直径评估），N分期和M分期根据患者情况进行总体评估。
共识要点：（1）综合组织病理评估病灶间组织学类型、主要组织学亚型、次要组织学亚型、细胞学和基质特征可区分多原发肺癌与肺内转移（2A）。
（2）病灶间无相同驱动基因突变时，可诊断为多原发肺癌；病灶间共享至少两个相同的驱动突变或具有相同的罕见突变，可诊断为肺内转移（2B）。
4 多原发肺癌的手术治疗
对同期多发肺部结节的治疗，目前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较少。大多数多原发肺癌表现为多发磨玻璃样病灶，手术是治疗多原发肺癌主要和最有效的手段[4, 16, 30]。术前PET-CT和/或头颅磁共振成像、腹部CT及骨扫描可用于排除远处转移，胸部CT、支气管镜或纵隔镜评估纵隔淋巴结情况，手术方式及手术时机主要根据病灶位置、影像特征和患者心肺功能确定[31]，术前进行多学科（胸外科、呼吸科、病理科、影像科、麻醉科等）讨论共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外科处理没有标准模式，原则是切除所有结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选择完全切除[9]。对于同时性多原发肺癌，若多个结节位于同一肺叶，可采取多部位楔形切除、肺段切除或肺叶切除。若多个结节位于同肺不同肺叶或双侧肺，应根据患者情况个性化规划手术方案。一般主病灶以肺叶或肺段切除为主（视主病灶直径及影像特征确定），次要病灶采取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32]。对于多原发早期肺癌，满足充分切除的原则下尤其应该注重肺功能的保护，避免采取全肺切除术。
总的来看，同期手术是多原发早期肺癌的治疗首选。是否进行同期手术应综合考虑病灶部位、患者手术耐受性以及术者经验。双侧同期手术通过一次麻醉将全部病灶切除，手术时先处理手术范围较小的一侧，以保证其它病灶的安全切除，可减少二次手术的创伤应激。但由于术后双侧胸廓呼吸受限，会增加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风险。当同期手术有风险时，考虑先切除主要病灶（中央型、进展快、病灶大、实性成分多、恶性征象明显），在患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切除次要病灶（周围型、进展慢、病灶小）[30, 33]，分期手术一般时间间隔为6～8周（另有专家推荐3～4个月）[16, 32]。规划手术时应注意总切除范围不应大于10个肺段，浸润性病灶位于双侧肺需行双侧纵隔淋巴结清扫或采样时，应注意保护迷走神经和膈神经，以免出现胃瘫或双侧膈肌瘫痪[32]。
共识要点：（3）对于多原发早期肺癌，术前应评估病灶位置、大小、数目，根据CT表现分清主要病灶和次要病灶，分期手术时优先手术处理主要病灶，兼顾次要病灶；同期手术时术中先处理次要病灶（2A）。
（4）病灶在同一肺叶内可选择肺叶切除、多处楔形或肺段切除；同侧肺不同肺叶或双侧肺叶病灶，在患者可以耐受手术的前提下，以最大程度保护肺功能为主要原则，可采取分期手术的策略以降低手术风险，不推荐双侧肺叶切除或全肺切除（2A）。
5 多原发肺癌的热消融治疗
5.1 热消融原理及相关研究
NCCN推荐肺癌热消融治疗的主要方式包括射频消融、微波消融和冷冻消融，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使用热效应破坏肿瘤细胞，冷冻消融使用低温破坏肿瘤细胞。一篇包含53项研究的Meta分析[34]显示，对于原发性肺癌的治疗，射频消融与微波消融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一项随机对照试验LUMIRA[35]发现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的总生存在12个月随访时没有显著差异。微波消融使用电磁场使周围组织产生60～150°C高温，导致组织蛋白变性、凝固、坏死[36]。与射频消融相比，微波消融热传导损失更少，热沉效应更低（微波消融可使其周围小血管血栓化），局部温度上升更快，平均消融直径增大约25%，平均消融横截面积增大约50%。而射频消融的射频电流受到肺组织高电阻率的阻碍，限制了能量沉积，持续融蚀又会引起组织变化，如碳化和干燥，增加组织电阻率，降低热传导，从而进一步阻碍消融区的扩展[36]。冷冻消融通过探头产生−140°C的低温，持续时间25～30 min，通过蛋白质变性、膜破裂和微血管血栓形成诱导细胞死亡。与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相比，冷冻消融术后患者疼痛较轻，局部组织可以保存更多的胶原结构，故适合膈肌、气道、胸膜附近的病灶治疗，但耗时显著更长，且更易发生出血[37-38]。
5.2 CT 引导下热消融
目前，肺癌的热消融主要在CT引导下进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报道了4项Ⅱ期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关于射频消融治疗无法手术的ⅠA期肺癌的结果，不会对肺功能产生不利影响，1、2、3年总生存率约为90%、70%和60%[39-42]。美国介入放射学会（Society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SIR）关于肺部肿瘤经皮热消融质量改进标准中，ⅠA期肺癌热消融的1、3、5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78.0% （77%～85%）、55%和42%；1、2、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8.9%（78%～91%）、71.0%（57%～73%）、55.7%（36%～78.1%）和34.8%（26%～67.8%）[43]。几项回顾性研究[43-50]发现，对于高风险不适合手术的Ⅰ期肺癌患者，热消融治疗可以获得与肺叶切除同近的预后。目前热消融治疗亚实性结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证实，取得了与手术切除相当的初步结果，5年总生存率和肿瘤特异性生存率约为95%和100%[51-53]。热消融成为肺多发磨玻璃结节型肺癌的治疗选择之一或是手术的补充[54-55]，并形成共识[36]。肿瘤大小是影响消融后病灶复发的重要因素，≤3 cm的肿瘤消融后局部复发率较低，>3 cm的病灶可能因消融不完全以致局部复发率较高[56-57]。不同的组织学类型也会影响消融后的长期预后，研究[58]表明具有微乳头和/或实性成分的Ⅰ期肺腺癌患者接受消融治疗后，复发率高于其它组织类型。
5.3 电磁导航支气管镜下热消融
经支气管热消融作为经皮热消融技术的补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59-61]。经电磁导航支气管镜（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bronchoscopy，ENB）热消融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消融方式，已有多项研究[62-65]报道其在多原发肺癌治疗中的优势。理论上ENB可以到达有支气管通过或与支气管邻近的所有病灶，更适用于多原发病灶的消融治疗，尤其是位于双侧肺叶病灶及结节位置较深的患者，可达到一次同时治疗多个结节的目的。与经皮穿刺消融相比，ENB可以在一次手术中同时完成诊断与治疗，气胸发生率更低，术后疼痛更少[62- 63]。
5.4 操作要点
术前根据胸部CT选择治疗路径，穿刺应避开血管、肺气肿、肺大疱区域。术中可以同时应用快速现场评估（rapid on-site evaluation，ROSE）对标本进行即时分析，提高诊断的时效性和准确性[66]。根据不同热消融设备选择最佳的功率和时间，热消融完毕后确认热消融边缘尽可能超过原病灶10 mm区域，以确定完全消融[36,67]。若病灶较大或形状不规则，可能需要多个角度消融，以达到完全消融的目的[68-70]。消融术中术后注意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术后复查胸部X线片，排除气胸、胸腔积液等并发症，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复查CT。
共识要点：（5）位于不同肺叶的多原发肺癌（排除转移性病灶）、病灶直径≤3 cm、心肺功能差或合并其它疾病无法耐受手术或拒绝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可考虑接受热消融治疗（2A）。
（6）热消融的引导方式、消融路径的选择可根据医院条件、操作者经验优选，病灶位置较深时（内2/3肺野）优先选择ENB下热消融治疗（2B）。
（7）消融边缘应覆盖并尽可能超过病灶10 mm范围，以达到完全消融病灶的目的（2B）。
6 手术联合热消融治疗多原发肺癌（杂交手术）
近年来随着手术理念和设备的不断创新发展，出现多原发早期肺癌的“一站式”诊疗模式，可在杂交手术室通过一次手术治疗所有病灶，为患者保留更多肺功能。
2020年，Liu等[71]报道了48例患者87个肺磨玻璃结节的治疗，直径4.0～43.0（11.6±7.8）mm。电视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VATS）下行楔形切除51个，行肺段切除8个，行肺叶切除17个，行经皮热消融11个；只行手术34例，只行热消融6例，杂交手术8例。因此，杂交手术安全可行，疗效可靠。
2021年，Bao等[62]报道VATS手术联合ENB下热消融治疗多原发肺癌的新模式，10例患者接受了VATS联合ENB引导热消融杂交手术（切除结节大小：5～32 mm；消融结节大小： 5～17 mm）。术后4例患者出现并发症（2例咯血、1例肺部感染、1例漏气），但未发生手术相关死亡事件。Qu等[64]也报道11例多原发病灶患者接受VATS联合ENB引导热消融杂交手术治疗，术后仅1例患者发生气胸和皮下气肿。在以上两项研究中，主病灶接受手术切除治疗，次要病灶接受消融治疗。手术联合消融诊疗新模式是对多原发肺癌治疗模式的积极探索，未来仍需要大样本、前瞻性临床试验证实其治疗多原发肺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共识要点：（8）VATS联合ENB下热消融可用于治疗部分多原发早期肺癌，主病灶采取手术切除，次要病灶或新发病灶采取热消融治疗（2B）。
7 随访
7.1 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随访
对于行手术切除的多原发肺癌患者，术后如无明显残余病灶，术后2年内每6个月随访1次胸部CT，之后每年随访1次CT[72]。
若患者术后仍有残余病灶，则根据残留病灶情况进行随访。（1）残留病灶为纯磨玻璃结节且直径<8 mm时每年复查1次CT；纯磨玻璃结节直径≥8 mm时建议3～6个月复查CT观察结节是否稳定增长，若无增长每年复查CT，若出现增长则应考虑再次手术或其它治疗方式。（2）残余病灶为部分实性结节或纯实性结节，当实性成分直径<6 mm时每6～12个月复查1次CT；实性成分直径≥6 mm时建议3～6个月复查CT观察结节是否稳定增长，若无增长每年复查CT，若出现增长则应考虑再次手术或其它治疗方式[73]。
大量研究[74-77]表明，当主病灶切除后，残留病灶不管是否处理，还是稳定增长或有新发病灶，都不会影响患者的预后。
目前的回顾性研究提示，针对残留病灶化疗和免疫治疗无效[78-79]，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的作用有限[80]。
7.2 接受热消融治疗的患者随访
随访：术后1个月、3个月复查胸部CT，观察是否完全消融。此后，6个月复查1次CT，观察消融结节是否复发、是否出现新发结节。2年后改为每年复查1次CT[36, 81]。
热消融后病灶影像学表现：消融后病灶区域因细胞坏死出现出血、水肿、渗出等征象，随之组织坏死，溶解吸收，而后坏死组织被肉芽组织取代，逐渐形成纤维化，在CT上表现为密度更高、直径更大的消融区。此后，消融区直径保持稳定或逐渐减小。（1）早期改变：病灶内可出现实性或低密度泡影样改变，围绕着消融区周边形成的消融后磨玻璃影，一般认为磨玻璃影超出肺结节周边边缘10 mm可认为肺结节完全消融，在磨玻璃影外出现一层密度稍高于磨玻璃影的反应带；（2）中期改变：消融区可持续增大，消融后磨玻璃影吸收消失，其周边可能出现环绕的边缘清晰的高密度带；（3）后期改变：与基线（一般以热消融后4～6周时的CT表现为基线）相比消融区在治疗3个月后病灶保持稳定，随后的CT随访过程中病灶区域有几种不同的演变模式：如消失、缩小纤维化、空洞、结节、肺不张、增大（可能增生纤维化）等[36, 81-82]。
复发评估：由于热消融后消融区的出现，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RECIST）并不适用于消融结节的疗效评估。推荐使用改良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odified RECIST，mRECIST）[81]。（1）完全消融：CT检查提示出现下列任何一项表现，如靶肿瘤消失，无强化的空洞、实性结节、肺不张和纤维化等，或者PET-CT检查提示靶肿瘤无核素浓聚或SUV值正常；（2）不完全消融：CT检查提示靶肿瘤空洞形成不完全，有部分实性或液性成分，且强化CT扫描有强化；靶肿瘤部分纤维化仍存有部分实性成分，且实性部分强化CT扫描有强化；靶肿瘤呈实性结节，大小无变化或增大，且伴强化CT扫描有强化。PET-CT检查提示靶肿瘤消融后仍有核素浓聚或SUV值仍高于正常；（3）肿瘤局部进展：CT检查提示靶肿瘤完全消融后，瘤周又出现散在、结节状、不规则偏心强化；PET-CT检查提示消融后靶肿瘤无核素浓聚或SUV值正常后，又出现核素浓聚或SUV值高于正常。对局部肿瘤进展的患者需要进行二次消融或其它治疗。一般认为消融区出现新发且稳定增长的结节成分，可能出现复发，有待进一步病理学评估。
此外，如有部分磨玻璃结节未接受治疗，在随访中也应该密切关注其生长情况，临床上一般认为进展标准为：（1）结节直径或实性部分直径增加超过2 mm；（2）结节中出现新的实性成分[83]。
共识要点：（9）消融病灶应在消融后1个月、3个月及其后每6个月复查胸部CT，监测消融后病灶动态变化，注意甄别复发与消融后炎性反应（2A）。
8 结语
手术是多原发早期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但在治疗过程中还需注意保护患者肺功能。此外，手术切除主要病灶联合热消融治疗次要病灶的多原发肺癌新治疗模式（杂交手术）也在探索中。总的来说，本共识在充分查阅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专门探讨多原发肺癌的诊断、治疗进展，旨在为临床医生诊疗多原发早期肺癌提供参考，进一步提高我国肺癌规范化诊疗水平。
利益冲突：无。
特邀顾问：高文（华东医院）、费苛（华东疗养院）、姜格宁（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徐志飞（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赵珩（上海市胸科医院）
执笔：王放（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岳鹏（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苏杭（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讨论和审稿专家（按姓名拼音排序）：白冲（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包敏伟（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鲍熠（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曹传武（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陈昶（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陈成（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和忠（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建乐（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陈乾坤（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陈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池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池嘉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戴晨阳（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董新伟（南阳市中心医院）、董正伟（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董志毅（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段亮（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范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范军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方文涛（上海市胸科医院）、葛棣（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顾晔（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韩彪（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何文新（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侯立坤（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胡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胡学飞（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解明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鹤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李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李树海（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励新健（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梁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刘宝东（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马敏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秦雄（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任胜祥（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任怡久（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阮征（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沈晓咏（华东医院）、施伟荣（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宋楠（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宋永祥（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苏春霞（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谭黎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唐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田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万紫微（上海市肺科医院）、王海峰（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王明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武春燕（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谢博雄（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谢冬（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徐宁（安徽省胸科医院）、杨明磊（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翟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张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张雷（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张磊（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张莉萍（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张鹏（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张雪冬（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赵德平（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赵国芳（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赵晓刚（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郑卉（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周逸鸣（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周永新（上海市同济医院）、周超（上海市胸科医院）、朱余明（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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